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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g: border-box !important; word-wrap: break-word !important;">点击文末“阅读原文”,可便捷购买《文化纵横》2017年4月号纸刊。? 尤淑君 / 浙江大学历史系
《文化纵横》微信:whzh_21bcr
[导读]近期,朝鲜半岛紧张局势持续升级——中美在联合国决定制裁北朝鲜;中国决定暂停进口朝鲜原产煤炭;“萨德危机”;4月9日美军的航母战斗群驶向朝鲜。备受争议的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还公开表态:无论中国帮不帮忙,他都会解决朝鲜问题。朝鲜半岛似乎正在走向战争边缘。
本文作者回顾了14-20世纪朝鲜王朝外交政策与中朝宗藩关系的变化,进而指出北朝鲜拥核的风险,让韩美军事同盟伴随苏联解体和中国的经济改革,不但没有结束,反而超出了朝鲜半岛的攻守范畴,成为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要支柱之一。在此背景下,美中俄日都不愿意看到南北韩冲突或和平统一,否则美国势力将退出亚洲,亚洲权力格局也会失去平衡。由此为我们认识朝鲜半岛的局势走向提供了一个重要参照,特此刊发。
在讲求利益的国际政治中,有“弱国无外交”之说法。但在国际关系史上,以小搏大的事例却比比皆是,不胜枚举。二战结束后,受惠于美苏冷战的对抗、联合国的一国一票制度及新媒体产业发达等原因,小国获得参与国际外交舞台的权力,也让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不得不拉拢这些小国,与之合作,方能保住国际外交舞台的控制权,甚至有时小国举措得当,反制大国。冷战结束后,现今国际社会由两极格局转向由诸个国家组成的多边外交关系,并随着全球化的实现,陆续衍生如环境保护、国际贸易、核扩散、反恐战争等全球性的问题,使这些国家各自因其关心的议题而组成不同的利益集团,互相合作又互相对抗,无形中提升了小国的影响力,使国际社会成为权力平衡的均势局面。诸小国虽力不如人,却可联合起来,用投票掣肘大国的行动,或利用媒体的广泛影响,向国际社会声讨大国的不正行为,而大国必须与小国合作,或交换利益,否则很容易失去了国际局势的操控权。
相对于现代国际法秩序体系的小国外交之优势,过去在以中国为中心的传统“天下秩序”中,小国外交只能说是自保之道,并采取事大主义,向中国皇帝称臣纳贡,献表输诚,换取中国的政治支持与经济资源。在传统“天下秩序”中,中国最重视也最长久的属国,乃掌控朝鲜半岛的新罗、高丽、朝鲜等政权。本文以14-20世纪朝鲜王朝外交政策与中朝宗藩关系的变化,说明小国外交在传统“天下秩序”体系中的优势与困境,并探讨传统“天下秩序”体系崩溃后,朝鲜半岛的南北韩政权如何应对日、俄、中、美等国的干预,进而分析小国外交在全球化国际体系内的发展问题及其亚洲权力格局之变化。
▍14-19世纪前期中朝宗藩关系的发展
11-14世纪,朝鲜半岛的高丽王朝面对中国辽、宋、金、元政权的军事压力,不得不接受其册封,成为中国的属国。其中以蒙古人统治的元帝国,控制高丽最甚,高丽君臣敢怒不敢言,屡思摆脱。元明易代以后,高丽内部形成亲明、亲元的两股势力,并先后接受明朝与北元的册封,形成“两端外交”之局。随后,明太祖要求高丽归还铁岭以北的土地,高丽不愿归还这些新征服的土地,决定对明朝开战,出兵辽东。没想到高丽负责领兵的将领李成桂竟调转军队,返回高丽首都开城,并标榜亲明事大的口号,放逐辛禑王与亲元势力,又暗杀郑梦周等人,逼恭让王禅位,自立为王,遣使赴明,希望得到明朝的册封。
为了证明易姓革命的正当性,李成桂推动儒教政治,宣扬“亲明事大”的外交政策,并遣使献表,请明太祖朱元璋赐新国号,希望与明帝国建立宗藩关系。明太祖朱元璋定其国号为朝鲜,期盼朝鲜能像箕子屏藩周王室一样,屏护明帝国,如此一来确定了朝鲜王朝的正当性,也确立了明帝国与朝鲜王朝的君臣名分与宗藩关系。因此,朝鲜视明帝国为上国,向明朝皇帝朝觐进贡,执以臣下之礼。然而,这不代表朝鲜完全视中国为天下的中心,仍保有以本国为中心的天下观,但因李成桂以“华夷之辨”与“亲明事大”,作为自己发动兵变的大义名分,使朝鲜王朝的政权正当性基础紧紧与明帝国绑在一起。
1592年,日本丰臣秀吉派兵20万,渡海攻击朝鲜。日军所到之处无不披靡,朝鲜宣祖李昖向明朝请援。明朝万历皇帝朱翊钧考虑明朝国防安全,“是朝鲜为我中国必不可失之藩篱也”,决定出兵援朝,并投入很大的兵力、物力,支持朝鲜军队绝地反攻。直到1598年9月丰臣秀吉突然病逝,德川家康掌握实权,日军仓促撤退。至此,朝鲜国土完全收复。明、日、朝三国在朝鲜半岛的战争,没有人是最后赢家。七年抗倭战争的军费支出,让明朝元气大伤,也让日本丰臣秀吉政权崩溃,德川家康得以夺权,更严重破坏朝鲜经济,无法恢复元气,尤其是朝鲜宣祖李昖大失民心,只好分出部分王权给王世子光海君,让朝鲜党争问题更加尖锐。
1608年,光海君李珲即位,致力与日本恢复交邻关系,并与努尔哈赤等女真部落互市通商,让朝鲜军民休养生息。但努尔哈赤建立金国,等于挑战明朝权威。明朝要求朝鲜出兵,共同讨伐金国。为了不被拖入明金两国的冲突之中,光海君实行“两端外交”,欲在明朝与金国之间游走、渔利。然而,这一政策不但得罪了明朝与金国,也让光海君声名狼藉,遭到朝鲜士人的声讨,所以西人党发动政变,罢黜光海君,拥立绫阳君李倧,史称“仁祖反正”。由此可知,“事大”本为朝鲜的自我保护手段,但从光海君“两端外交”的失败,可知朝鲜事大主义趋于理念化,竟无视明、金、朝三方关系,不但埋下两次虏乱的隐患,也埋下了后来200年朋党政治的恶果。
为了证明政变篡位是拨乱反正之举,仁祖李倧全盘否定“两端外交”政策,还刻意向明朝示好,使金国决心攻击朝鲜,避免腹背受敌,遂埋下后来“丁卯虏乱”与“丙子虏乱”的隐患。1636年,皇太极改国号清。借朝鲜未遣使来贺、等于破盟为由,皇太极亲征朝鲜,一路势如破竹,甚至攻下江华岛,仁祖李倧只好投降,与清国缔结三田渡之盟,承认清国的宗主权,王世子与大君入质清国,并与明朝断绝往来,不得私通明朝,否则清国将行废黜、改立质子。
朝鲜投降清国后,朝鲜各党派的事大政策出现分歧,分成尊崇明朝与接受现况的两种意见,呈现出“名分”与“现实”的冲突,而这样的价值冲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朝鲜王朝后期的政治文化。朝鮮王朝的正当性基础乃明朝皇帝的册封。仁祖李倧弃明投清之举,让朝鲜王朝的政治定位与自我认同变得混乱。所以 香港赌场,朝鲜表面上尊崇清国,但私下仍潜通明朝,清国也一直提防朝鲜,屡命其出兵助饷。直到清军入关后,清政府不再需要朝鲜作为补给基地,逐渐放宽对朝鲜监督,朝鲜君臣才能重新建构朝鲜的正当性基础,强化与前明的精神纽带。
1649年,朝鲜孝宗即位,并因其在清国八年的质子经验,怨恨清国,积极谋划反清北伐的事业。清政府却探查到朝鲜君臣的北伐计划,遣使责问孝宗,孝宗只好作罢,郁郁寡欢,壮志未酬而薨。继位的显宗、肃宗同样不敢反抗清帝国,并在康熙皇帝收回台湾后,意识到“反清复明”已是不可能的任务,再加上后来继位的朝鲜国王多困于朝鲜两班贵族的党争冲突与经济特权,所以在政治上更加靠拢清帝国,使中朝两国很快重回宗藩关系的正常发展轨道上。
朝鲜燕行时节出使北京的旅程路线
值得注意的是,清代的中朝宗藩关系实不同于明代中朝宗藩关系,最明显的差异在于朝鲜只认同清帝国是“大国”,而非“天朝”,并视清帝国为“猾夏蛮夷”,在文化上否定清政权的合法性,自视为“小中华”。由此可知,朝鲜虽在政治上接受清帝国,但其事大政策却是政治与文化各自分立,“一边事之以上国,一边畜之以夷狄”,形成朝鲜对华观的两重性。
▍朝鲜自主之梦与中日俄英美的五国竞逐
1863年,朝鲜哲宗李昪薨逝,由兴宣君第二子李熙入嗣翼宗,是为高宗。兴宣君李昰应封为“大院君”,代为理政。为了打破安东金氏的势道政治,大院君倚重弱势派系、李氏宗亲与武官们,并撤废全国书院,限制两班特权,增加财政收入, 网络真钱游戏稍稍缓解了朝鲜军政之弊。为了加强王权,大院君强力推行“卫正斥邪”政策,大肆搜捕东学党与天主教信徒,并坚持锁国,拒绝开港,还成功击退法国、美国船舰,更在全国各地立下“洋夷侵犯,非战则和,主和卖国”的斥和碑,以示其锁国决心。由此可知,大院君的“卫正斥邪”与锁国政策实为一体两面,即巩固朝鲜原有的“事大交邻体制”,确保朝鲜自主之权力。然而,高宗亲政后,不满大院君专断独裁,欲夺回王权,遂反对“卫正斥邪”政策,并重用王妃闵氏一族,暗中削弱大院君的权势。
当时,日本推行明治维新, 贝斯特全球最奢华内政外交为之一变。日本对马藩按惯例向朝鲜通告日本王政复古之事,但朝鲜却因日本书契不符合过去文书定式,竟拒绝受理。日本君臣感觉受辱,愤然商讨“征韩论”的可行性。为此,日本派出军舰探查朝鲜海岸,并炮击江华岛,要求朝鲜签订《日朝修好条规》,确定朝鲜为自主之邦,间接否定中朝宗藩关系的正当性,埋下破坏中朝宗藩关系的潜在威胁。除了日本强行缔约外,朝鲜北边还有俄国虎视眈眈,而英国为了对抗俄国,也有北上朝鲜之虞,朝鲜只能依靠清帝国。由于伊犁危机,清帝国注意到俄国的威胁,决定由防日转为联日抗俄,所以才有黄遵宪“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的《朝鲜策略》。《朝鲜策略》的基调虽是亲中联日美,却引发朝鲜儒生们的抗议,而日本对朝鲜的威胁也日益严重,逐渐引起中国的戒心。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朝鲜乱兵火烧日本公使馆,遂在《济物浦条约》允许日本在使馆驻军的权力,给了日本干预朝鲜的机会。为了稳定朝鲜政局,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支持闵氏戚族执政,软禁大院君,并希望朝鲜与美国签订商约,借以引入美国势力,避免日本独占朝鲜,制衡俄国南下之忧,还可以让欧美列强互相牵制,达成均势状态,中朝宗藩关系也可以相对强化,逐渐扩大中国在朝鲜的影响力。因此,在李鸿章示意下,朝鲜全面开放门户,未料却让朝鲜沦为欧美列强竞争的肥肉。
朝鲜开国后,清政府发现“属邦自主”的宗藩惯例,无法得到欧美各国的认同,并与《国际法》的“属国外交限制权”互相矛盾,让朝鲜外交成为传统天下秩序与国际法秩序原理并存的“两截体制”。为了解决“两截体制”衍生的种种问题,北洋大臣李鸿章欲改变宗藩体制的惯例,将“宗藩关系”实体化,让日本、欧美各国承认中朝宗藩关系的合理性,达到列强均势、保护朝鲜的目的。但事与愿违,中国越想加强中朝宗藩关系,反而让朝鲜越倾向自主,试图脱离宗藩体制。再加上欧美各国传入的新式知识,使年轻官员如金玉均、洪英植、朴永孝等人主张联日排中,挣脱清帝国对朝鲜的控制,于是这些人趁着中法战争之际,发起“甲申政变”,杀死事大派重要人物如闵台镐等人,另组新政府,并径自宣布朝鲜独立,实行君主立宪。在清军反击下,“甲申政变”很快被平息,事大派重夺政权,金玉均等人亡命日本。
金玉均等人发动政变的原因,主要受日本驻朝公使竹添进一郎的煽动,使朝鲜国内反日情绪大涨,中日关系极为紧张,日本不得不采取“军事退却、外交进攻”的政策。为了稳定朝鲜政局,李鸿章同意释回大院君李昰应,牵制闵氏戚族,提升事大党的力量。以朝鲜王妃闵妃为首的闵氏戚族担心大院君报复,又担心中日冲突将危害朝鲜利益,所以接受朝鲜总海关税务司兼外交顾问穆麟德(Paul Georg von Mllendorff)“联俄拒清”的建议,遣人与俄国秘密谈判陆路通商问题,初步确定了《第一次朝俄密约》的基本内容。清政府很快得到朝鲜准备联俄的风声,问责朝鲜政府。为了掩人耳目,穆麟德代为穿针引线,与俄国驻日公使戴维道夫(Davidov)于1885年2月14日在东京秘密签订《第一次朝俄密约》。朝鲜求俄国保护、签订密约的消息很快引起列强的警觉。
由于《第一次朝俄密约》的刺激,李鸿章决定加强控制朝鲜内政外交,避免朝鲜投向俄国怀抱。日本、英国亦深感不安。日本担心俄国趁机侵夺朝鲜,届时日本将丧失控制东北亚的门户之钥;英国则担心俄国远东舰队悄然南下印度洋,使英国在阿富汗的军队陷入被俄军南北夹杀的窘境,于是派船舰强行占领朝鲜的巨文岛(Port Hamilton),防止俄国远东舰队南下支援,是为“巨文岛事件”。日本对英俄两国在东北亚的冲突相当焦虑,担心俄国乘势夺取朝鲜,但“甲申政变”让日本在朝鲜的势力大减,遂以默认中朝宗藩关系为前提,鼓动北洋大臣李鸿章控制朝鲜的内政外交。由此可知,“巨文岛事件”是围绕朝鲜各种矛盾更加激化的标志,象征朝鲜已成为东亚国际政治斗争的漩涡。为了阻止朝鲜与俄国私下联系,李鸿章几乎全盘接受日本外务卿井上馨的建议,如斥退穆麟德、重用金弘集与金允植,并任命袁世凯担任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加强控制朝鲜内政外交,将松散的宗藩关系转成《国际法》承认的宗属关系。
李鸿章的朝鲜政策虽能切中时弊,却未顾及朝鲜本身的情况,不但轻忽了闵氏戚族的能量,也忽略了朝鲜长期党派倾轧的问题,更因其主张联英拒俄,未能积极交涉“巨文岛事件”,使朝鲜怀疑清政府欲以朝鲜为筹码,以飨列强。尤其是释回大院君之事,等于激化朝鲜内部斗争,使朝鲜君臣不信任清政府,对中朝宗藩关系实害多利少。最后,在中国长达两年的交涉下,英国同意退出巨文岛,俄国也承诺“在任何情况下都绝不占领朝鲜领土”,并承认中朝宗藩关系,以实现俄国在朝鲜的最大利益。由此可知,“甲申政变”突显中日两国在朝鲜半岛的竞争,让朝鲜心生警惕,欲联俄制华,避免卷入中日两国的纷争,而“巨文岛事件”即代表英国对俄国插手朝鲜的抗议,暴露了清政府的实力不足,使朝鲜顿生轻视之心,甚至认为朝鲜与其指望清政府保护,还不如依靠美国更为妥当。
中朝宗藩关系的存在,虽能缓解列强对朝鲜的进逼,但清政府却发现朝鲜竟暗中接触俄美等国,使清政府势必进一步干涉朝鲜内政外交,也反映出中朝宗藩关系必须走向实体化的趋势,否则将重蹈丢失琉球与越南的覆辙。然而,李鸿章的策略却弄巧成拙,反而让闵氏戚族投靠俄国,再加上商务委员袁世凯对朝鲜政府的高压政策,动辄威吓胁迫,朝鲜君臣不堪受辱,试图“引俄斥华”,遂有《第二次朝俄密约》之事。清政府对朝俄联盟之事极为重视,不惜整军备俄,也要保全朝鲜,商务委员袁世凯更大胆建议罢黜高宗,另立新王,但因李鸿章担心引发日本与俄国的联手反击,破坏朝鲜均势局面,此议遂息,而朝俄联盟与《第二次朝俄密约》也在朝俄两国双双否认下,不了了之。不过,李鸿章重新调整策略,不再干涉朝鲜宫廷纷争,加强控制朝鲜经济,并延续“以夷制夷”的方针,采取联俄制日、联英制俄的政策,尽量排除俄国、日本在朝鲜的势力,可见在日、俄、英三国互相掣肘的情况下,清政府才能勉强维持其宗主权。
经过一连串的风波后,朝鲜君臣不得不重新审视中朝宗藩关系,似乎放弃自主的意图,约束亲美、俄、日的改革派官员,但这些亲中的作为只是为了麻痹袁世凯,使其放松戒备。袁世凯不疑有他,以为朝鲜君臣已心服口服,不再存有异志。殊不知,朝鲜君臣的谦恭态度,不过是假象而已。事实上,袁世凯的高压手段,让朝鲜反华意识日趋强烈,逐渐形成中朝对立的局面,并遣使赴华,指控袁世凯在朝鲜的种种劣行,试图让清政府调走袁世凯。但在李鸿章的支持下,袁世凯仍继续留任商务委员,让朝鲜君臣倍感压力。朝鲜自知力量不足,却有计划地破坏事大礼仪,如朴定阳违制问题,赵大妃丧礼问题等,皆利用《国际法》挑战中朝宗藩关系的合法性,模糊了中朝两国的君臣名分,削弱清政府在朝鲜的影响力,加速了中朝宗藩关系的恶化。